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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享文明系列之七

2020-10-09

第六章 方案:中国的共享发展与全球共享的方向
卢德之

 

         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高度发展中的文明共同体。从这个意义说,在当今世界发展中,中国方案首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中国方案的核心自然就是共享,对内追求全中国人民共享发展,同时呼唤全人类共同构建21世纪人类的共享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方案是中国为了21世纪的中国发展所制订的方案,也是中国针对世界发展提出的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的路,已经从积贫积弱的状态发展到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拥有最完备的制造体系,使7亿从人口摆脱了贫困,被联合国称为世界奇迹。而且,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 国方案”,也已经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世界发展既需要他国方案,也需要中国方案,比如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方案,就已经融入世界发展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认知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人迈出任何一步都是以文明为准则来要求自己、观察世界。所以,中国共享发展所探索的道路不会强加给任何国家,也不会是唯一的世界发展模式,更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塑造所谓的“世界价值”,但是中国共享发展所昭示的全球共享价值,因其历史经验性与现实发展性有可能成为全球共享的方向,中国方案也应当能够为21世纪全球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老的共享基因:神话传说中的共享起源

中国早期创世神话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作为后世中国人的思想基因,至少表现出了鲜明的共享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创世神话的核心价值就是共享。

中国创世神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创世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世界是创世神用自己的血肉铸造而成,是由创世神自我生命转化而来的,人来源于神本身。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创世人,神就生活在人的身体与精神里。神死去后就化作了日月山河,与人类同在。而古希腊的生殖神话反映出希腊人的最原始的观念,即古希腊人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庇护关系。自然万物是由神所生的,或者是由神转化而来的。在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里,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不是由自我创造的,不是来源于人本身,而是外来的,是神的子民。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无论是盘古还是女娲,都是自然的来源,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人内生出了人,人又是人的来源。而且,创造自然与人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巨人们共同的创造——盘古开创了天地,女娲才造出了人。所以,中国人最初的“大同”“共享”理念,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大同与共享,一种来自人内心深处寻找自身和谐与平衡的精神,是人自身的事情。在古希腊和希伯来神话里,人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所以发展需要一种契约,需要协和。人们追求的理想国,本质上也有共享的基因,但更多的却是需要协和、需要契约精神才能维护制度保障下的共享。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自然是神自生的,人是神内生的,自然与人有一个相同的来源,并 没有一个神秘的来源,人在起源里就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尽管后来有了家庭,形成了群落,但也形成了人们“大一统”的观念与格局,所以特别强调人的内修(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也被创造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支——禅宗,重心经与内修),强调道德自律,强调内圣与外王,团体性、多数性要求与追求自然会更加鲜明。在古希腊和希伯来神话里,人来源于上帝之手,个个独立,于是他们就更加重视个人奋斗,强调个性发展,强调个人的创造精神,所以人们要共同发展就需要更多的社会保障与制度约束,也就更加重视建设法律制度。所以我想,中国哲学里为什么很早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创世神首先创造了天地,再创造了人,先有天地再有人,所以是“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天合一”。

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可以说是世界唯一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因此最能理解共享的价值,也最具有共享实践与共享经验。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当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实,若再进一步就,小而言之,少数民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历史上的西域尤其是塔里木盆地,一直是中原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罗布泊的太阳墓地有最初的塞人、吐火罗人、大月氏人以及后来的吐蕃人、汉人、匈奴人、蒙古人等,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在这里融合为一体。概括一点说,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 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是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历史上族群之间尽管也有冲突和对立,有矛盾和斗争,但主流和总体态势是各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上长期相互学习和借鉴,沟通和交流,进而在各自的发展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生动印证了文化通过共享获得繁荣进步的普遍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道路的基本样貌。当今世界,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仍频繁发生,这使得中国文化道路的反思和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同时,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突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与发展,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被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少数民族民众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方面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不少少数民族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太容易出找出渊源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在观念信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管理智慧、军事思想、艺术创造、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充分地彼此借鉴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气度。比如,成书于北魏末年(533年——544年)的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的《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有学者总结说,其中至少记录了少数民族在育种和引种方面、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方面,以及饮食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中原文明曾作出了很大贡献。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的国家,中国文化也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既能够敞开胸怀吸纳外来文化,也能包容并成功转化外来文化,所以最能理解文化的共享性。中国文化的这种世界性,被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者所否定,特别是他们批评中国文化在远古时代的历史上虚无主义,从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历史、世界性价值与世界性影响力。一方面,中国文化处秦以后就参与到了世界文化交流中,主动接纳了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又向外输出了文化,比如唐代以后,中国文化就是东亚、东南亚文化的重要贡献者和推动者。到了近来,西方文化所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国家,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开放文化,这种开放性特别表现在能够融合不同文化并创新转化的文化品格上,参与建设国际共享文化自然是题中之意。比如,佛教的中国化;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就是受中国人本主义精神 影响的。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他们从中国思想家那里吸取了人本思想,用以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应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至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很大影响。

中国传统的共享基因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这种共享基因既是中国文化的积淀、自古以来的思想精华。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更是行为规范与操守准则,是“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体 。第二,这种共享基因虽然最早出现的方式各不相同,比如有的是先哲们的思想,有的是区域文化的智慧等,但在后来的演进过程中都超越了个人行为要求,凝聚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准则,成为社会秩序、民俗习性、家族原则等核心价值,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让后人缅怀,而是成为了全体人民的文化原则与行为标准。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进行归纳:中国的共享,是整体的,是全民的;中国的共享,是自觉的,而非强制要求的。这也是中国总是让人看到强烈的同一性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国人常常会自觉认同一致性认识,最容易形成一致性行动,远非有人批评的缺乏民主精神所能概括的,这也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行为规范里所自觉坚守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原则。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特别强调“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一个人一定要重视内外品格的修行,如果修身到了内外完善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了。家庭是国家的基础,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了,也一定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一个能把自己国家治理好的人,也就一定有一套方法能够让世界和平发展,让天下太平。这里明确的层次关系——一个人可以一级一级地往上攀登,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展。核心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共享情怀、共享目标、共享能力。在中国人看来,共享来自于自然的昭示与传递,一个人想要处理好共享的关系,这是基础,而家庭是最基本的共享共同体,在家庭的基础上能够扩展到集体、族群、社区、国家,最后才能够扩展到天下。这样下来,中国传统共享文化就出现了三个特点:第一,中国人拥有深沉的共享基因、共享情怀、共享目标等;第二,中国人最重视共享的基础作用,而且特别强调个人对共享共同体的基础价值;第三,中国人不满足于个人主义式的共享,强调共享的层级向上发展性与共享范围的逐步扩展性,不是单体的直线式共享共同体,而是球形的圆形共享共同体。这也是至今为止即使中国再强大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地掠夺他国土地与侵占他国利益,而是通过和平、交流、融合的方式扩大影响的重要民族基因与民族价值。

比较而言,西方人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样的特点:第一,西方人也较早发掘出了人类的共享基因,即使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先哲们就为人们描述出了以共享为特征的“理想国”,但是先哲们的这些伟大思想,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价值为后人所 颂扬,却没有形成西方人一致性的认识与价值原则,始终是学术归学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第二,在原始个人主义原则下,最伟大的思想(宗教思想则是特殊的认识观与行动观),比如古老的共享思想,也只是保护个人利益的手段与方式,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共同目的。所以我一起认为,这种不能不说是西方很多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的哀伤,也是西方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哲学源头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往往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外化出来。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人常常不理解中国所提出的共享发展的世界情怀与世界精神,不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享情怀,也不理解中国始终把共享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同时,中国人也不理解西方人极端的个人主义原则,特别是在动荡中更加寻找个人主义的自我保护,而没有把大众利益作为思考与追求的根本原则。比如,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来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在危机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获得最大利益的也是华尔街的的所谓金融家。我想,随着全球共享的推进,西方在资本导向、个人主义导向下形成的一些非共享、逆共享的思想将会逐渐被追求共享的思想所逆转,东西方将进一步超越以往文明的局限性,共享追求人类的发展与进步。

共享文明:中国文明发展正在攀登的第四大高峰

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至今没有间断的文明。同时,中华文明拥有强大而独立的创新体系、自我完善的发展体系和开放融合的转化能力。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华文明有三个直接源头,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京草原文明,中华文明就是中华大地上的这三大区域文明交流、融合与超越的结果。《新唐书.舆服志》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国。”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特点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成熟起来的,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我认为,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众多文明发展高峰,最灿烂的有三大高峰,而且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在21世纪出现第四大文明发展高峰。

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大高峰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经历划时代的大变革,与此相适应的是,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提出不同的主张,墨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在这个时期集体涌流并走向成熟,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而且这种“百家争鸣”的景象不仅在先前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后来也再出现过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和经典著述。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巅峰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源泉,此后中国文化的思想尽管丰富多彩,但几乎都能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中找到少源头。所以,我把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大高峰称为中国文化之源体系。

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二大高峰应当是在汉王朝时期形成的基本统一的中华思想文化体系。汉王朝(前202年-前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后出现的朝代,历经西汉与东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汉王朝发展到第七代,也就是汉武帝时期,在文化上,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开创的大统一体系,但又废除了孝武皇帝在位之前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思想,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从此逐步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主流思想”,而且使儒家仁爱、君子、天命、道德、心性等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转变为汉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制度性文化基础。其实,孔子关注的永远是现实世界,而非形而上学世界或神学世界,所以他最后没有成为神,而成为一个人世间的“万世师表”。董仲舒的建议或许才是孔子的真义。与此同时,汉武帝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他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范围,开辟了连接东西、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等,在缔造大汉民族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是“秦皇汉武”体系。我把中国文明发展的第二大高峰称为中国文化古代统一化发展。

中华文明发展的的第三大高峰是在唐王朝时代形成的唐文化引领下多元发展,儒释道统一为特征的世界文化中心。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气势恢宏的时代,其疆域辽阔、农耕发达、都市生活繁荣丰富、政治开明,唐王朝所创造的丰富文化把中华文明推向了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我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唐王朝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它推动了儒、释、道的融合与发展,加强了与各民族的交往,而且主张“华夷一体、四海一家”,广泛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实现了儒、释、道的统一,从而使中华文明迈向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高峰。我把中国文明发展的第三大高峰称为中国文化的古代国际化发展。

今天,中华文明发展正在攀登的第四大高峰有可能就是在21世纪头10年崛起的以共享为基本价值的中国共享文明。与前三大高峰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所肥育并崛起的共享文明是在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际——无论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之际——出现的中国主张,既融入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东西方文化精神,特别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所出现的转型发展成果同,诸如西方国家福利主义制度、公平正义原则下的社会保障体制等,更重要的是总结了中国文化、中国理论、中国道路等发展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模式——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共商、共建、共享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发展目标、原则与方法。这种模式既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也是世界诉求、世界方向,主张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不应由部分国家享有,而应由世界各国共享。所以,这种模式必将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21世纪人类文明协同发展产生积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为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把中华文明发展的第四大高峰称为中国文化当代引领化发展。

谈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位比利时拳击高手挑战中国传统太极拳的事。如果从切磋技术角度来讲,东西方拳术以武会友是无可厚非的事,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从文化上看,不同拳术的文化蕴含了不同的意义。我认为,西方的拳击,直接强调的是输与赢的结果,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双方一上阵就猛击猛打,一切都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方击倒。不管是赢家还是输家都打得精疲力竭,精力与斗志都消耗殆尽。而中国太极拳却是另一片天地。它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思想,积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刚柔并济,快慢有序,张驰有度,出拳收拳,胸有成竹,所以越打越顺畅,越打越精神,越打越有气度。一拳下来,赢家有度,输家也合手抱拳,进退有礼,双方都能产生一种新的感觉,从拳术里悟到的是一片新的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 ,世界各国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简单比力量、比武力的时代,而是一个更需要比智慧、比包容的时代。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西方拳击好,也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太极拳好;既不能简单地说西方文化好、西方文明都好,也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文化、中国文明都好。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在人类发展历史上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比如早年西方西方就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是西方社会的主要价值,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但是,20世纪以来,其中许多思想观念被人为地推向了极端化、偏执化,这就背离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妨碍甚至危害了社会发展。中国文化也重视个人主义,强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但是中国文化更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是中庸,是天人合一,是融合、超越与发展。特别是到了21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的共享价值就更加显示出了它的发展价值,再一次被推向了人类发展的最前台。尽管如此,世界也只能通过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共同构建东西方的共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人类社会才会可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所以,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首先要自知、自重与自尊,不亢不卑,不骄不躁,然后是相互融合,以共享文化价值为基础,共同构建人类价值共同体与人类文明共同体,人类才可能走上并不断修正所共享发展的道路。

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地 认识中国的大国意义。中国的大国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同时,谋求与实现与大家的共同发展,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富强、幸福建立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之上。中国文化不会这么做,中国政府也不会这么做,中国人民更不会这么做。中国长期以来坚守的原则是,中国不会容忍别人干扰、侵害自己国家的正当、合法利益,更不会为了本国利益而伤害他国。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训,一直是中国的现实价值目标与准则,也体现了中国共享文明的核心要求与追求。从这个 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现实生活,就是我们的气概与气度,有肉也有血性。文化或者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细节与内在的价值与追求。

雄安新区:中国21世纪发展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体现的是中国共享发展理念中的国内共享一翼。“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这句逐渐流传起来的话已经把雄安新区的价值与意义阐述出来了。

2017年4月1日,中央决定建设北京雄安新区。紧接着中央企业纷纷表态积极支持并参与雄安新区建设。4月13日,新华社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题,详细报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为什么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呢?我认为,“千年大计”应当是针对历史来说的;“国家大事”则是相对于世界发展来说的。雄安新区要在五年至十之内建成100万到300万以上的一个新区,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才可能做到。中国这样做的理由一定很充分。结合习近平对雄安建设提出的七大重点任务,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四大原因:一是首都北京发展的需要,二是中国创新发展标杆的需要,三是中国模式发展的需要,四是中国共享文明建设的需要。

雄安新区地处中国中原腹地。中国自古就有“得中原得天下”的古训。今天,我们却不能再以这样的视角、胸怀、价值来谈论中原,但据此深刻理解中央决定建设雄安新区的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目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制造业,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中心城区过于紧密的教育医院资源,部分行政、事业、服务单位等。非首都功能的聚集,严重超出北京的承载“负荷”,致使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积极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有计划、分步骤地向中心城区外转移和疏散十分迫切也非常必要。与无序的分散承载相比,集中承载能够更有效配置资源并实现内涵集约发展。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区位优势明显、交流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较大规模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空间条件。同时,北京将以中关村为主的创新要素大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推动创新要素向雄安新区集聚。雄安新区将以中关村等地的创新生态系统为依托,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随着规划建设的不断推进,雄安新区将在有序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雄安新区的本质就是一个共享文明区,是中国共享发展的示范区。

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角度再看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我想到了当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创举。回想起来,我也是最早进入 深圳的人。三十多年前,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后来,为了更好地对接经济全球化,又设立了浦东新区。2017年春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原大地上画了一个圈,建设“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我坚信的是,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更加重要的发展时期。

我们怎样正确地认识三十多年前后的这两次设立新区的创兴呢?这中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交出的答案。我认为,1979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是一种被动地对接世界发展与主动地解决国内问题相结合的伟大创举。20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也是一种相对被动的对接全球化的方式。2017年建设雄安新区则是我们主动出击、自主发展、自创模式的战略决策。我们不仅要以此更好地推动全球化发展,还要以共享理念来引领一种新的文明——共享文明在世界的发展。如果建立深圳特区、浦江新区是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为主,那么建设雄安新区则是建立中国模式的共享文明体制。这或许才是建设雄安新区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

再回到雄安新区向往的宏大高远的建设规划与未来目标,我的理解是,雄安新区将是总体上实现“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共享目标的中国“共享城市”。所以,雄安新区建设将形成影响深远的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是21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创新与世界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第二,是中国理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的重要策源地与范本。第三,是中国在21世界向全球贡献的一个中国式新的国际创新中心。第四,是中国文化引领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标志。第五,是留给中国历史与中国共享文明走向成熟道路的制度、模式、文化等价值的集体体。第六,是中国真正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时代里程碑。

当然,如何落实这个宏伟的规划,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工程、一个艰苦的实践工程。这就决定了建设落实新区必须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原则与经济原则,既要杜绝机会主义,也要杜绝冒险主义,首先争取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与创新。

一是创造性地建立长期持续的融资渠道,设立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种综合开发基金。以雄安新区房地产发展为例,首先要严格落实中央有关“房子有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指示要求,严格管控雄安新区规划、土地、户籍、不动产交易及项目。同时,保证开发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投资压力,建设借鉴国际上房地产金融成熟的市场模式,结合中国国情以及雄安新区的特点,成立雄安新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为此,可以考虑将雄安新区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土地基础存量价值作为资产池,向国家开发银行、保险机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国家主流金融机构募资以用于启动区的基本建设,在2—3年内启动区初具雏形。一旦新区具有租金收益后,即可通过中央批准将资产打包进行上市挂牌流通,通过拆分资产份额,拉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立形成雄安新区长期持续的融资渠道。同时,通过新区建设的不断扩展及资本流通,预计每年可实现7%--8%的固定收益及权益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将更大范围地吸引社会机构与个人源源不断地参与到投资队伍中来,从而全面地解决雄安新区的融资问题。为保证基金的健康运行,建议以雄安新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为基础,成立由政府与社会资本联合组成的雄安新区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统筹负责整个新区的运营管理工作,拥有对于新区资产的管理权、经营权及收益权。通过有效的基金运营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市场行为所导致的招商引资成果与产业发展初衷相脱节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以资本为纽带推动行政体制与社会运营方式的改革,在保留政府履行行政公共安全等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防止因为政企不分所滋生的腐败,避免政府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从而不断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把投资、产业、商业、经营等交给市场,真正实现政企分离,杜绝权力对商业的寻租空间和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资本为纽带,整合资源,推动动作模式和管理机制创新,在政府引导和控股下,实现公司化、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运行,确保雄安新区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

二是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上探索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体质上说,就是切实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既不是简单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也不是简单地加强政府责任。我们所说的有为政府,就是强化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坚决割断政府和资本的联系,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我们所说的向社会放权,首先是建立一个以大多数为基础的“人民社会“,而不是构建一个容易异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甚至为外部势力所掌握的”市民社会”,是要让普通劳动者有工作、有保障、有尊严、有希望,同时也有条件、有动力地参加社会事务,形成良性的、同政府合作的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特别是在实践过程中,更不能笼统地讲市场化、产业化,要严格区分并执行市场化、产业化与非市场化、非产业化政策。经济上的竞争性产业等可以完全放开,进行全面市场化,走产业市场化的道路。与社会公平联系紧密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因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不能简单地进行市场化、产业化,而必须走政府主导、政府有为的道路,市场化、产业化只能发挥补充作用。西方社会更多的是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拥有一定的财富并控制了社会财富。中国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富裕起来了,但这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只能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雄安新区如果在这些方面率先突破,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发展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三是创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总体思路下,探索“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模式。这还是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如何招商引资,如何重视和尊重资本,不可避免地强调“按次分配”,弱化了“按劳分配”。但是,如果长期仅仅重视“按资分配”,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形成严重的社会隐患。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雄安新区规划中,重点建设的是创新中心、技术中心等,既需要大量资本,也需要强大的智力,还需要众多的普通劳动者,而前者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主体,如果不断强化“按资分配”等,有可能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所以,雄安新区首先就要重视和研究“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问题,创新收入分配制度。第一,明确我们建立的是市场经济;第二,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基本原则下,创新”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道路,重点是要探索两者之间的“度”是什么,劳资两者的分配比例是多少。通过这种分配制度,既能不断激发资本的力量,保证资本的利益,又能保障劳动的权力与收益,让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更好地享有劳动的收益,建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劳资关系及企业与社会关系,真正实现雄安新区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所以从发展的意义上说,雄安新区作为中国共享文明国内的一翼,将成为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共享基因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的共享理念、共享精神与共享实践的伟大成果,不仅在中国共享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也一定会在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中国推动全球21世纪发展的宏大倡议

与“雄安新区”目标相对应,“一带一路”体现的是中国共享发展理念中的国际共享一翼,根本目标是通过增强全球联动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全球共享发展指引一个前进的方向。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关于建设“一带一路”宏大倡议。中国提出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这是在21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大变局之际,中国按照中国共享价值原则、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向世界倡议开辟的一条全球共享发展的道路;第二,这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崛起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21世纪世界发展相对接、通过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积极引领世界新型全球化的一个伟大提议与发展创举。“一带一路”倡议将深刻带动和推进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至少20年到30年的发展。所以,就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但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一带一路”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不同文明拥有共享的文明价值。人类共享的文明价值是什么意思呢?共享的文明价值就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拥有的属于自己的一系列思想理念、文化追求、精神情操等文明成果,尽管别的地区、国家、民族不一定拥有,但大家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从而成为人类能够共享的文明价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这是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是世界文明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发展地区。关键原因是这些地区拥有自己个性化的文明价值与文明成果。所以,尊重文明多样性,共享不同的文明价值,让不同文明融合与发展起来对这一地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由于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宗教文化信仰不同、社会经济与政治不同、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不同,自然形成不同的文明价值。比如西方人信仰上帝、敬奉神灵,中国人却从孔子开始就“敬鬼神而远之”。《论语》这样记载: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如此,东西方文化还是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因为不同地区、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能够共享的文明价值,或者拥有能够共享的文明基因,人们也因此相互交流与融合,进而认识到从生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以及文明共同体对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说,人类具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情怀,能够共享不同的文明价值。古代丝绸之路既有往来穿梭的中国人,也有熙熙攘攘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让世界看到了遥远的古代不同民族的人,将中国的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东段又到达韩国、日本,西段延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到达了意大利、埃及等,成为亚洲与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显然这是共享的文明价值发挥了作用。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可共享的文明价值。在中国的定义里,“一带一路”是一条政治平等之路、经济往来之路、互通有无之路、共同发展之路、文明融合之路。而且,中国首先要唤起的就是“一带一路”上的远古中国已经拥有的大家能够共享的文明价值,从而激活沿线国家和民众对远古共享文明价值的敬畏,通过复兴共同的文明记忆,加强今天的文明交流,共同创造今天人类的共享文明。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汉森曾经这样称赞:“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撒播。”我想,这才是建设“一带一路”最伟大的价值所在。

其次,“一带一路”让世界再一次重温不同文明拥有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准绳。从历史事实看,“一带一路”所经之地几乎囊括了古代世界所有最发达的文明区——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核心地带,而且是产生了不同文明地带。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知道,世界不同文明之间都拥有共享价值,不同文明能够独立发展又能相互理解与沟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拥有共同价值。比如爱、善良、真诚、和平、民主等,就是世界不同的文明都共同拥有的共同诉求与价值内核,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准绳。这些价值理念与价值准绳对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成为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以各自文明为基础,且能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基础。即使在今天,虽然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已经急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方式,但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准绳却是始终不变的,即使要改变也是发展而不是削弱与丧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虽然所处的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都能想互理解与尊重。比如,伊朗就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伊朗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民族文化。比如,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文化,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信奉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斗争的文化原则与文化追求。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团结“一带一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还必须坚持整体原则、共享原则,比如在考古上,既不能只关注中国方面的考古,应当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上,共同把历史上大家共同拥有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准绳研究透彻、解释清楚,为今天与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历史经验与价值基础。

再次,“一带一路”在世界开户了又一条推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大通道。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交流的渠道很多。而渠道也畅通多了。问题是信息性的、碎片化的交流多了,深层次性的交流却不多。比较而言,文明交流往往是最深层次的,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文明的隔膜与冲突。所以当今世界又面临两大任务:一方面需要拓展新的文明交流渠道,另一方面亟待交换更深层次的不同文明发展问题。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同时推进,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使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一条“经济带”,也成为一条“文化带”。习近平曾经指出:“文明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都是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自古以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不同文明交流的通道,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碰撞、融合、发展,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向前繁荣与进步。文明交流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最普通、最直接的连接通道,也是让世界相互沟通的最好通道。中国古代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精髓,与沿线各国结下了深情厚谊。中国倡议世界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代丝绸之路最能够激活沿线国家以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系的国家的文明记忆与历史记忆,最容易通过文明交流达到民心相通。在世界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找到一条能够唤起各国文明记忆的通道或者一个公平对话的平台,重新回味与认识不同文明在历史上的包容性、感召力和吸引力,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既是当今世界的福音,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福音。

最后,“一带一路”能让世界打开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发展时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最重视“家”。“家”本质上就是一个拥有基本共同价值的共同体。中国尽管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口发达,但是从古代开始就在共享基因这个核心文化价值基础上完成了文明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包容性、求同存异性和兼收并蓄等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理解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睦性,以及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这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不间断,并且与大一统国家体制融合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认为,建设“一带一路”,首先应当尊重古代丝绸之路上丰富的文明多样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文明共同体,如此大家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上的冲突,才能保证“一带一路”的畅通,实现“一带一路”的民目标与远景。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群体拥有不同文明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种历史事实。但是,大家又是可以走到一起来的,也是能够和平相处、共同生活的,前提是大家需要一定的文化共识和文明认同,找到共同体价值或者说共享价值,并以此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你好,我好,大家都要好”的人类发展的“大同社会”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希望为世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打开的一片新的发展时空。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特别是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开始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所以,中国受益于自古就建立了的文明共同体,今天提议以文明为发展纽带、以历史经验为殷鉴建设“一带一路”,就必须首先让世界真正理解并尊重中国的主张。第一,我们要从文化上说清楚,“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情怀,有助于推进沿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建立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减少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现象,缩小贫富差距,使各国人民共同享有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我们应当发挥中国文化中的“仁爱”“中庸”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尊重、了解和传播不同文明,消除盲目自信、自大情绪。第三,积极同“一带一路”国家建设近似性或共同性文化圈,挖掘中国与文化圈内的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历史交往,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以近似、共生或共性的文化为基础,创造性地构建“一带一路”文明圈。正如习近平所说:一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这正是我们以共享价值为基础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目标。

2009年,我曾经随同一位老领导从北京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西行,一直走到了新疆最西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怀景仰、感慨万千。我们乘车一路考察,风尘仆仆,不胜劳顿。遥想远古时代的张骞、蒙恬出使西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昭君远嫁匈奴,实现民族和解,他们经历了怎样迢迢长路?遥想远古的商人骑着骏马、赶着骆驼,昼出夜寐,穿行在万里丝绸之路上,那又是怎样的辛劳与悲壮?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开启文明之路,一条绵延千年的商道,一条由商人和骏马、骆驼走出来 的东西方贸易之路,一条东西方不同文明交流、融合、发展之路。所以,今天谈到“一带一路”,我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敬畏。从历史上看,2100多年前,汉武帝大气磅礴,登上长安城,眺望的是大汉以外的世界,于是,他调兵遣将,大展宏图,相继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的众多国家联系起来,把丝绸、瓷器等物品运出去,然后把香料等运回来。正是通过这样一条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东西方思想文化也从开始交流、交融,经济也开始了最初的一体化进程,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丝绸之路既是流淌着中华民族对外交流历史记忆的河床,也是流淌着沿线不同国家、民族相互交流历史记忆的河床。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希望中国走到发展的前端,而中国已经张开发奋前行!

国内共享与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

就中国国内共享发展来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问题。国际国内经验都已经证明,农民现代化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从经济上说,如果农民没有富裕起来,如果农民的购买实力受到限制,那么整个民族的经济将会受到损害。从政治上说,如果农民生活现代化了,国家也就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城乡一体化是在一种平等体制下实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政策以及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为西方农村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深刻调整了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比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把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崛起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鼓励工业生产导入农业发展,大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农村现代化。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了,中国也就实现了小康;中国农民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就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村问题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在推动城乡现代化的过程中加重了城市问题,城乡发展问题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能解决农村发展吗?怎么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呢?怎么推动农村生产方式现代化呢?实行土地流转经营就能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以后,50年不变,加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三权”分离以后,拥有经营权的人可以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还是集体主义的土地吗?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现在看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农村发展问题。比较西方城乡一体化实行的平等体制,中国城乡一体化只能在共享体制下实现现代化转型、发展与进步。

那么,如何发展农业才能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国家转型呢?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发挥体制优势,是否可以大胆地拓展思路,不把城乡分割开来思考问题,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措施呢?

第一 ,实行全国城乡一盘棋的发展战略,共享国家城乡统一、协调发展政策,让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二代、农三代和务工农二代、农三代等能够继续在农村发展,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最重要的是坚持城乡共享原则,把农村、农业发展提高与城市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实行一体化发展,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同等享受城市所需要的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让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保障机制、环境改善机制,让农村居民真正享有农村的发展成就,消除农村下一代的苍凉感与自卑感,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农业的发展力量。

第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都是一种小农经济,即使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面对市场、经营发展也不是农民的普遍性格与精神。农业发展需要外来的组织力量和支持力量,农民需要有人带领他们进入市场。所以,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政策的基础上,坚持和体现集体主义原则,要突出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建立企业化性质的农业利益共同体。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体系,让农民、农业、农村真正以市场主体的方式进入市场,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并在市场中发展壮大。面对市场经济,面对国际农业市场化的主体,中国传统松散的家庭主体已经很难适应,即使是新型的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农业主体,其体量也很小,同样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国际经验与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要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以建立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来团结农业主体,形成农业利益共同体,实现“三农”发展目标。二是鼓励国有企业进入农业领域。也就是说,应当发挥中国模式和国有企业经验,研究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国有企业通过市场方式、经济手段进入农村,以及农业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全领域,以股份制企业等现代企业方式带领农民进入市场,领导农村、农业经济发展,运用农业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村、农业的生产方式,彰显集体主义特色,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共享目标。同时,鼓励国有企业实行从成熟农业即出机制,既保障农村发展,又确保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是过去的集体农场、国营农场发展模式,而是发挥社会主义体制优势,鼓励国有企业引领农业发展,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三,总体上实行城乡居民一体化管理,特别是应当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植,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提高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鼓励城乡居民相互流动,增强城乡的发展活力。其中,应当包括政府采取适当的方法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效解决农业发展资金问题,以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综合的借贷服务。政府应当支持农产品的平价价格,加大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使得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贴。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型,但价格支持始终是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尤其是对重点敏感产品要始终予以巨额的价格支持;与价格、产量、种植面积、动物数量、投入产品使用以及农户经营收入等挂钩的直接补贴逐渐发展成农业补贴的主要方式。因此,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对农民实行直接收入补贴的道路,将是未来重要的支持方式。

第四,现在农民最担心、最重视的是将来如何养老的问题,农二代、农三代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长辈的养老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农民政策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从整体上考虑农民利益、解决农民基本养老问题的基础与条件。如何建立健全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重大方向性问题。我认为,总体原则应当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一体化,城乡居民均应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并领取养老金,享受老年人生活补助。一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要实行全覆盖,全体农民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二是鼓励农村参保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完善多缴多得的政策;三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外地缴纳的养老金,直接转移到户籍所在的农村老家,以使他们回乡生活有保障;四是国家在人口补助和出口补助方面的补贴就逐年加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现在应当从根本上采取措施确保农村、农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调整城市发展的节奏,协同多方面力量来扶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不能以任何理由掩饰农村的落后的现实,以致现耽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才是中国“三农”的出路,也是中国共享发展的原则,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的。

共享发展与中国企业的使命

中国国内共享发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当代企业家应当如何肩负起历史责任,拥有一种自我革命、自愿共享的情怀与行动。中国当代企业家是在中国共享文明发展过程中发展的企业家,是掌握发展资源最多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别是他们手里掌握着巨大的资本及投资权、分配权、收益权和私人财富处置权等。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缺门我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2014年—2016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翻了三番。2006年国内高净值人群仅18万人,2016年已跃升至158万人,也就是说,过去十年间,每天有接近400张“新面孔”跻身于千万级以上财富人群。而且,近年来经济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富人赚钱越来越容易,私人财富快速增长。这个财富群体的绝大多数是企业家。那么,他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相比,应当有什么样的情怀呢?应当对社会发展付诸怎样的行动呢? 我认为,对中国当代企业家来说,在国家发展目标、原则与法律法规体系下,他们要明确的核心问题是,共享是一种目的能力,也是道德自律的一个重要源头。

首先,企业家应当具有一种与中国文化、中国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坚守中国社会所信仰的共享价值与人类情怀。企业家无疑是社会的精英,但他们不是自封精英,也不是要让他们承担超过本分的义务而授予他们精英的名号。他们所拥有的智慧、财富、技能等使他们登上精英的舞台。中国文化向来十分重视社会精英与精英文化,对精英的要求显然高于一般人。在孔子眼里,君子就是社会精英,他们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道德力量要丰富得多。精英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世界就没有出路。精英应当拥有追求崇高生命价值的目标,还应当拥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要求,才能引导社会向上、人心向善。孔子曾经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要求君子应当是“仁、知、勇”三全的人。孟子也讨论了君子的问题。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面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与与存焉。”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总要有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秉性与特点。企业家是一群有智慧的人,也是一群善抓机遇的人。同时,现代企业家还应当是深怀哲学思考的人,要比一般人看得远、看得广、看得透,而且既要看得到物质同,也要看得到精神。一点正如中国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谈到中国儒商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目光过大,志向高远,有优良的道德素质和卓越的经营才能,有勇于竞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也了卓越的经营业绩。”而且,企业家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企业既是中国体制的催生物,也会影响体制的发展。对此我想尽说的是,中国企业家是在中国文化,中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是中国械的建设者、推动者,也是中国道路的受益者。一方面,中国企业家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浸润着共享的情结,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这种共享情结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旦被唤起,都能为他们出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既应当创造新的财富观,有意识地追求集体主义所要求的共享价值,珍惜共同的生活同,也应当拥有实践共享发展的行动与措施,合理地处理好自己的财富,尽可能让更多的人通过适当的途径分享财富,而不是一个人拥有并无限地消费财富。否则,既不利于个人发展、家族发展,也与关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共享价值相去甚远,甚至会因此走向财富价值的反面,放弃永恒的共享价值原则与人类情怀,陷入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即为财富所困,也被财富所累,不仅无益于自我发展,也无益于社会进步,更远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最终失去的是一个企业家的真正价值与人生。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提倡勤劳与节俭、反对奢华与浪费的国家,这也是成就中国社会绵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一个很值得中国企业家回味的重要价值选择。

其次,企业家应当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文明发展 ,特别是共享文明的目的。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要正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发展传统产业、传统技术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尽可能利用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市场优势等,处理好低端制造业如家电之类的发展与新技术、新产业之间的关系,甚至转身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科技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尤其需要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次世代基因组技术、自动化交通、能源存储技术、3D打印、次世代材料技术、非常规油气勘采、资源再利用12大未来新兴技术领域布局,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发展,而且尽可能把技术转化为市场优势,造就更多的类似华为、福耀玻